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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的功利应试倾向更趋复杂

来源:www.hg07111.cc   作者:hg0088   日期:2019-05-05 13:10

  教育机会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教育机会资源经学习者享用后最终要产生效用,但其效用有的马上显现,有的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后才能充分体现。学历文凭的出现,使教育机会资源效用的发挥有了一个介质,它一方面给学习结果一个物化的证明,给教育机会资源效用的实际发挥带来便利和“名片”效应,在社会流动非常普遍的当代社会,学历文凭的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因此而给学习活动树立了功利性目标。由于教育效用的发挥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因此用学历文凭作为学习的一个阶段性物化证明,是合理的,既有利于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也有利于在学习过程中的目标激励作用。但学历文凭的出现使相当部分社会人员的学习目标发生异化,把辅助性、阶段性目标异化为主要甚至终极目标。而这进一步向前传导到教育机会资源的分配(比如高考招生)环节,就成了“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应试教育”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把评价选拔结果的阶段性目标异化为终极性目标。“考试结果作为终极目标的荒谬性和作为阶段性目标的合理性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分野。”[⑩]
  (四)个体过度功利化、短视化,是“应试教育”产生的直接原因。
  地方政府、中学、学生、家长的功利驱动,是“应试教育”现象难以消除的最朴素、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适度的功利化使考试具有积极的促学功能,过度的功利化则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过度片面、短视,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造成教育和考试关系的异化。如果说针对高考选拔的过度功利性应对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就长期存在,在学习内容上表现为严重的文理偏科和只注重考试内容的反复学习,那么在实行新高考改革后,在选考科目的选择上更加集中地表现出了“应试教育”特征。新高考打破文理界限突出选择性,并采用等级赋分制。按照新高考的制度设计,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学其所好考其所长,从而实现共同基础上的有差异发展,但在实践中,家长乃至教师却更多从能否获得更高的等级分出发来指导,有的甚至强迫学生改选科目。笔者参与的调研中,有多名学生表达了为得到更高的分数而放弃自己喜欢的物理等科目的纠结和无奈。
  在中学“应试教育”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学、家长(学生)的个体功利性形成了合力。
  地方政府的功利性。中央政府是全国教育政策包括招生政策的制订者和招生计划的编制者,省级政府由于高校招生计划的大部分是按省编制的,对他们而言,省内外高校对本省的招生计划是既定的,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拔模式,都不会影响本身学生被录取的总数,因此他们都比较超脱,具有超功利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市(地)、县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有相当的功利性。在全国招生计划稳定不变的情况下,今年本市(地)、县的考生上线率、重点学校上线率、“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维持较高水平或超于去年就是政绩,反之就脸上无光,难以向百姓交代。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所属学校的应试倾向视若无睹,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往往根据升学率来对中学进行考评奖励。
  中学的功利性。在“应试教育”链条中,中学是功利性最强的环节。其功利性来自:(1)社会对中学质量的评价往往把升学率作为最刚性、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指标;(2)相应的,市县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在评价、考核时也把升学率作为压倒一切的最主要指标,校长的升迁也往往与此挂钩;(3)中学也把升学率作为考评教师的最主要指标;(4)升学率与生源质量密切正相关,升学率高的就会门庭若市,反之则门前冷落。也因此,有的学校不惜花重金购买高分的初中毕业生源,希冀以此提高高考升学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升学率,借此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
  学生和家长的功利性。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否过度功利,是决定学校教育是否过度应试的最重要因素。笔者2018年8月参与的针对新高考改革的调研中,在选科(浙江7选3,其它省市6选3)的环节,学生较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而家长和教师(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较多地考虑通过考试获得的等级分的高低。有的学生喜欢物理科目,但是因家长和班主任强烈反对而无奈改选;也有的家长尊重了学生对物理的选择,但最后因成绩不理想而后悔。而在2019年1月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的大样本问卷调查中,高中教师、学生普遍反映新高考“存在趋易避难的功利化选科倾向”,对学生不选物理原因的调查显示,“学习难度大”和“担心赋分不理想”的比例远远高于“不喜欢”。
  在家长的功利性里,独生子女大量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在多子女的年代,家长在子女的培养上更放手,可以在升学和就业、全面发展和先考个好分数上个名牌学校之间作更多的选择,而在独生子女情况下,家长一般会选择自认为最保险的先考个好分数的选项,这里其实也包含了博弈的心理。
  社会营利性培训机构的功利性。社会营利性培训机构对教育过度应试化起到强烈的助燃作用。社会培训机构的介入使教育的过度应试化现象进一步规模化、体系化、公开化。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针对科举考试的坊间选刻时文资料就泛滥成灾:“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1]恢复高考以来,社会培训机构在教育过度应试化现象烈度居高不下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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